前 言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摘自雷锋1958年6月7日写于团山湖农场的日记）

在基层，活跃着这样一个群体，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壮举，他们就像是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牢牢盯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机器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与老百姓打交道。他们磨破了嘴皮子，只为化干戈为玉帛;他们跑断了腿杆子，只为帮助失足人员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他们不遗余力地开展法治宣传，只为讲好新时代法治故事、传播时代声音。他们，就是“遇到法律问题找我”的司法所长。

在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来临之际，365体育投注：司法局推出《我是党员司法所长》特刊，展现司法所长“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精神风貌。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用青春和汗水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初心”“坚守为什么”。 

难忘的第一次调解

时间是水，滴在生活的洋里半分见不得踪影，却总有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停留在脑海，辗转梦回。三年司法所生涯，调解了形形色色的矛盾，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我参加工作第一年接手的第一个案子……

8月2号下午，我接到街道政法委员郑委员的电话：“今天凌晨白马湖溺亡了两个小孩，家属现在都在派出所，你和综治办的赶紧过去看下情况，做下工作！”电话刚挂，来不及细想，我赶紧赶往白马湖派出所。刚到派出所，警司联调室的朱哥先给我简单介绍了事情发展的基本经过以及死者和死者家属的相关情况，8月1日晚十一时许，向益（化名）、段林（化名）、吴军（化名）等三人相约前往白马湖公园湖边喝酒小聚。酒后三人以为湖水尚浅便前往湖中戏水，由于不熟水性，向益与吴军纷纷遇难，目前段林已被公安机关控制，向益与吴军尸体已于凌晨打捞上岸，家属方、白马湖公园管理处代表、向益及吴军工作单位法人代表现已到楼上会议室聚集，调处矛盾、维稳工作已迫在眉睫。

我在朱哥的带领下去往楼上的大会议室，还未到达便远远听见哭声一片，循声而入，偌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黑黢黢的一片却泾渭分明般分成了两大块。一半是面色严肃的沉默者，一半是哭声掺杂着叫喊声的悲愤者，而在他们四周站着十多个民警也好让看起来混乱的局面维持着基本的和平。

我深吸了口气走到台前，用尽了腹腔所有的余力大喊了声：“请大家安静！”，骤然间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我，“我是白马湖司法所所长，我姓刘，现在由我接手处理这个事情，基本情况我刚刚也了解了一些，悲剧已经发生不能挽回，两个鲜活的生命陨落我们都很痛心，中国人有句古话‘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再大的悲痛，事情还是要解决，给死者一个交代，给生者一个安慰，我想依次听一下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和诉求。”我向台下的人们微微鞠了一躬，表达了内心的哀悼。

一位老者颤抖着被人扶起来：“我是向益的父亲，我的孩子才16岁啊，前几天被吴军带到万达这里的和风寿司店（化名）打工就没了命啊……我就想问我的孩子晚上住在员工宿舍，老板不查寝的吗，我就想问我的孩子掉进湖里，公园就没有工作人员采取急救措施吗？！我是个瘸子，我的老婆是个瞎子，我们全家人的命根子都没了，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像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一般，向老说完便瘫坐在椅子上，头埋在桌子下只听见哑哑的抽泣声。坐在老人身旁的中年人开口说道：“我是吴军的叔叔，吴军今年也才18岁，坐在我旁边的是吴军的父母，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吴军一直在台湾小吃店打工做事，我们也和向益的家人沟通过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走了他们的父母还是要活下去，用人单位也好，公园也好，你们必须要对这件事情负责，我们的要求就是每人100万”。

吴军家属的发言像一根导火线，原本沉默的另一边变得急促起来。“我是和风寿司的老板，我们今天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想负到我们应负的责任，绝对没有推脱之意，我们每天是晚十点查寝，小孩自己偷跑出去我们也不能24小时盯着他啊，向益才到我们店里工作三天，都还不算正式入职，我们也很冤枉啊”。一位中年微胖的男子忙解释到：“今天凌晨打捞尸体的时候该缴纳的费用我们几个人也是东拼西凑的交了，我们也是小本生意，真的……”话还没讲完，就被家属方你一句我一句地打断了，场面面临失控，我和朱哥连忙叫停，将用工单位和公园管理处人员带到楼下调解室继续进行谈话工作。

眼见第一次调解就此失败，由于双方心理差距过大，我们只得单独开展工作，而此时已经到了晚上九时，距离死者溺亡时间已经过去了21个小时，当事人已经陷入了疲态，情绪几近崩溃。而此时我们通过和向益及吴军居住地社区得知，向益家庭系政府托底户，家庭条件异常艰苦，父母双方均为残疾人，而吴军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家庭条件也较为一般。得知此类情况后，我们及时调整我们的调解方案和谈话内容，争取从情感上博得同情，不断缩小双方的心理预期。

和风寿司和台湾小吃店的老板坐在调解室里，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赔偿的问题，夏日的夜晚除了蝉鸣便只剩沉默，气氛显得有些局促。“3万，我……我的意思是我们两家每一家出3万”。和风寿司店的老板开始沉不住气了。我对老朱使了个颜色，两个人你来我往的把事情理顺了一遍：“往大了讲这件事解决不好是群体性矛盾，搞不好店面都经营不下去，往小了讲也是两条人命，确实两个小孩家庭条件都不好，既然遇到了该承担的责任就承担，有能力的多帮帮也是做善事，再者用工单位也没给受害人购买保险、社保，还是要多找找自身的问题，多站在受害人家属方考虑考虑’’。我们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关键，此时调解室内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了。接着，我和老朱抛了个数字给两位老板，两人面面相觑，直言要先回去和家人商量明日再给答复。

送走了两位老板，我们继续回到大会议室，此时死者家属的情绪也渐渐平复下来，我们坐在家属中间为他们分析了事情的始末：向益和吴军作为两个完全民事行为人，在下班后的聚会戏水活动属自发行为，此次溺亡事件属于一起意外事故，如果我们空口无凭去要100万，第一我们要说明理由，100万是怎么组成的？有没有合理依据？我们现在心里最低的底线是多少？第二是现在对死者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入土为安，否则尸体停放在殡仪馆不办理手续，一来占用公共资源，二来也是巨大的经济浪费，这笔钱到时候也是要从赔偿款项中相应扣除的。围绕着这几个问题，我们不断地向家属做说服工作。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之下，死者家属的心理疙瘩也终于有了些许松动，双方当事人调解的差距越来越小，而此时已经到了十二点半，和家属方约好今日暂行歇息，明日上午再谈。

最后一方是公园管理处的代表王女士，我们进去时她把预先准备好的资料图片通过一一展示给我和老朱看，保安巡河的电子打卡记录，公园禁止戏水下湖的标志标牌等等。我把方才谈的成果摊开说来，告诉园方：“赔偿金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口，公园管理处作为一个政府管理机构，是否能履行一定的社会担当，尽到一点人道主义援助，给予这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一点希望”。简单地陈述了几句，王女士表示要回去请示，明日再行答复。

8月3日，按照既定的时间,我先和公园管理处、用工单位代表见了面，核算了一下金额总数,距离家属方已经相差不远。我将目前的情况敞开说，希望大家还努把力，走完最后“一公里”，几番周折之下，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最后，在白马湖派出所警司联调室，多方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一起非正常死亡群体事件就此平息。第一次坐在调解桌上与多方不断开展调解工作的过程，是极其紧张、充满挑战与不断自我修正的心理路程，但这也更让我感受到书本知识与实际操作中更真实的碰撞。由于每个人的文化水平与生活认知的差异性，导致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时就需要调解员站在每个当事人的角度多方位地去思考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只有真正探索到他们的考虑从何而来，我们才能找到解决的方向。

直到今天，我仍记得走出派出所时的情景，盛夏午后的阳光肆意流淌在我的皮肤上，异常火辣。而我第一次发觉：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是一件如此温暖而又富有意义的事情。放眼望去，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司法所长又何尝不是伟大中国梦实现伟业中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正是有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裹着我们，替我们拧紧螺丝不放松，我们才能在这滚滚巨浪里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司法之光。

党员简历：刘木兰，女，1993年6月生，2013年9月入党，2018年3月进入365体育投注：司法局工作，现任白马湖司法所所长。

党员感言：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三年多以来，总结出一条经验，在处理纠纷矛盾时，一是要把握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以法律为准则，不能盲目地和稀泥；二是要坚持以人民情感为导向，想当事人之所想从而不断缓和双方情绪，化解矛盾。这要求我们在开展调解工作时一是要不断坚持法律知识的学习，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提升业务能力；二是要不断丰富自身的人生阅历，多思考多感悟，书本的知识不与实践相结合等同于束之高阁，用理论指导实践才能通过实践检验真理。人民调解员不是审判官，要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着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为群众办实事，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附：工作图片

                       调解现场

                      调解现场

                      调解现场

撰稿：刘木兰

审核：李薇